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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和古代服饰那些事儿
作者:宏园服装 发布于:2013-04-03 07:36:19 点击量:
沈从文和古代服饰那些事儿
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复原图。(出版方供图)
《章服之实: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》王亚蓉 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定价:49.80元
1961年,沈从文(前排右三)指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、演员观看《皕美图》。(出版方供图)
1975年,沈从文(右)与助手、《章服之实》作者王亚蓉(左)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前。(出版方供图)
深圳商报记者 谢晨星
今天是著名作家沈从文诞辰110周年,早在70年前,沈从文就以小说《边城》享誉中外,被誉为中国文坛的“乡土文学之父”,还差一点获得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但鲜为人知的是,沈从文还是位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专家。建国后,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,并将晚年研究所得编写成一部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,沈从文也因此被视为“中国古代章服文化事业的开山者”。
近日,后浪出版公司推出沈从文先生服饰工作助手王亚蓉编著的作品《章服之实: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》。王亚蓉保存和整理了沈从文的讲话录音并录成文字。本书则从沈从文晚年口述其开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起,讲述王予予 、王亚蓉伴随沈从文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经历;生动再现了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、亲历法门寺地宫佛骨舍利现世、发掘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、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《圣经》、复制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战国服饰等精彩事例,同时呈现了中国六十年服饰考古事业走过的辉煌历程。书中还收录了大量沈从文晚年照片及古代服饰、丝织品的精美图片。
古代服饰研究开山者
“今年是沈先生诞辰110周年,就从这里开始,作一份纪念。”作者王亚蓉说,“作为一种延续,用这些文字连在一起,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它了解中国服饰研究、纺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和正在走的道路。”沈从文作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者,奠定了文物与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。书名“章服之实”中的“实”就是侧重服饰考古的实证意义。
相比服饰文化数千年的悠长历史,新中国后的服饰考古研究仅有六十年的历史,并在很长时间内不为人重视。但即便如此,还是有学者能够耐得住寂寞,潜心于这项事业,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。这不能不提到沈从文先生晚年的开创之功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,沈从文就开始从事服饰丝绸研究的工作,自60年代初接受周恩来总理指派的编写服饰图录这一任务后,他就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项工作。然而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书命途多舛,王亚蓉回忆道,“原计划编写十部,1965 年二百幅图及说明的试点本完稿。沈从文以新的视角和观点阐述了许多历代争论较多、问题较多的题目。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承印,打出了十部样稿送审。谁知‘文化大革命’来了,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书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‘毒书’、‘毒草’,物殃及人,沈从文先生因之被斗争,新账老账又算一遍,藏书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。”
写服饰专著是“试笔”
在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、考古学家徐秉琨的眼里,沈从文属于既熟悉历史文献又熟悉文物的那一类学者。他对初识沈从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:“上世纪70年代,我由王予予介绍认识了沈从文。当时他看到叶茂台辽墓丝织品图案的线图甚感兴趣。他极为热情,请张师母拿茶点招待,说,‘我们合作吧’,并谈了编写服饰图录的一些想法,诚挚、亲切而温馨。我看到室内案上、墙边甚至地上,满堆着图书资料。”他回忆说,因为资料太多,翻检不便,沈从文就将一些资料袋钉在墙上,好找一些。工作起来废寝忘食,手边备一些饼干点心,饥时垫一垫。点心过期了也没有关系,吃上几片土霉素片,就不怕胃肠出毛病。“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,我们看他的研究考证,出入于实物和文献之中,如鱼得水,哪里知道这背后的付出”,徐秉琨说。
然而沈从文对于自己的研究十分谦虚,他说:“外面说我很快就要完成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专书,服装书。那是没有具体知道这个事情,事实上这同我写小说一样,是试笔,一个试探性的工作。”
最早发现金缕玉衣
沈从文凭着对古代文献和杂书笔记的功底,凭着曾过目的几十万件丝绸、玉器、雕琢之骨、角、牙器等的排列比较,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预见性推论,可谓贡献非凡。王亚蓉提到:“195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,沈先生在历博看到一堆带孔的小方玉片,据他推测这是汉代服饰的一种,应是金缕玉衣。果然,这种葬服二十多年后在河北满城考古发掘中真挖出来了,跟他推测的一样。”
此外,关于织金织物,从传世和出土文物系统看,当时较一致的意见是始于宋元,但沈从文20世纪60年代在《谈织金锦》就已讲到,织金锦应始于汉唐,王亚蓉说道:“果然1987年我们参加唐代法门寺地宫发掘,即出土有武则天供奉给释迦牟尼的织金锦袈裟,纬线全是捻金丝,捻金线的直径的投影宽只有0.1毫米,且含金量很高,纺织制造技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。新出土的文物,再次证实了沈先生的推断。”
被误认为故宫讲解员
沈从文十分博学但为人低调,1953年,王予予去参观故宫,“我刚一进门,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,跟着我看,然后就跟我讲。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,唐宋的铜镜,几十面,一个柜子。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,使我非常感动。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。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。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,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,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,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。”直到最后分手,王予予鼓起勇气问了这位“讲解员”的名字,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沈从文。当时王予予就惊呆了,他心想:“沈从文写很多野话,写山川人物那么美,跟面前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先生完全对不上,沈从文应该是一个一张嘴能说狗杂种或者其他骂人的野话的。”
其实做义务讲解员对于沈从文是件乐此不疲的事,之后,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,做一些假的洞窟,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,沈从文不仅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,为工农兵的讲解也十分热情。王予予回忆道:“沈从文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,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寓意;跟我们讲,深入浅出;给普通工人讲,也可以讲得很白话。”
书摘
全国首件金缕玉衣的主持修复者王予予回忆初识沈从文
“他说做人要规矩,写小说要调皮”
1953年,朝鲜停战了。我呐,因为停战,就请假想到北京来看看,收集一些资料,也许对文工团有用途。
等到看故宫的时候,我刚一进门,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,跟着我看,然后就跟我讲。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,唐宋的铜镜,几十面,一个柜子。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,使我非常感动。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。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。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,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,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,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。
在这期间,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,就是原来的太庙,去吃一个面包,吃一只香蕉,算是中饭。吃完了饭说说话,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。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,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。问问这些情况,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,好像是吃面条。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,那么年轻,就像二十几岁一样,不怎么说话。
我就更纳闷啦!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、什么名字。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。我说:“这么多天你陪我,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。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。”他说他是沈从文,我吃一大惊。
我在上海的时候,读过沈从文的小说,湘西呀!觉得这个人写很多野话,写得山川人物那么美,跟面前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先生,两个对不上。哎呀,我真的呆啦。这是真的吗?你怎么跟你那个小说那么不一样?那个小说都是你编的故事吗?没有根据吗?都是瞎编出来的吗?一直想问那个事。
一直到1979年,我才有机会当面问问沈先生。我说沈先生,我认识你的时候,简直是一个谜,你这个人完全跟你那小说脱节。文字写得很美,那是文如其人,可以这么说;那些故事那么野,那么浪漫,跟别人的那么不同,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,这是怎么回事情?
沈先生告诉我,他说做人要规矩,写小说要调皮,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?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。受他的影响。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,都去探望他。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,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,在政协礼堂里听的,罗尔纲是他的学生。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,讲农民运动、农民革命。听完了以后,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。
哈哈!还有一次是1954年或1955年,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,做一些假的洞窟,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。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。我去了以后,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。我很感动,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,也是充满了热情,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,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,一样,都是那么充满热情。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。
(摘自《章服之实》一书中的王 先生口述)
复原战国楚墓服饰第一人王亚蓉回忆“文革”中的沈从文
“他总是站在很高的地方”
1975年夏的一天,沈先生又带我到历史博物馆,在二楼美工组那走廊似的工作室,看见一个人正在画诸葛亮像,先生过来他没有言声,先生就说:“不要照这刻本上摹,这巾不大对。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,要研究一下当时‘纶巾’的式样……”不料,那人说:“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,你那套行不通了!”那人背靠旧沙发,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,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戳着边说……一幅桀骜不驯的模样。先生气得面红耳赤,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。先生无言地盯视着那人。看着那副玩世不恭的冷面,我拖着先生朝前走:“您怎能跟这不懂事的人真生气,他是谁呀?”
“范曾。”
这就是我和范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。我知道当年因他的狂傲得罪了叶浅予先生,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。他为了前途,用心用信,使得从不求人的沈先生为了美院的这名毕业生,找美院朱丹(原中央美院院长)和叶浅予(原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)这些老友求情,未果,借总理批示服饰图录课题,要范曾和夫人边宝华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,最后历博费尽周折地终于把他调给了沈先生,范曾和夫人边宝华留在了京城。与范曾晤面目睹的那场面,我痛彻地感觉他就像我儿时即知道的向东郭先生求救的那条中山狼。
沈先生“文革”遭遇七八次抄家,住房被历史博物馆没收,分给了一个工人住。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原住处保留一间小屋,成了沈先生的工作室和宿舍。沈夫人从五七干校回来无处安身,由作家协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相邻的小羊宜宾胡同(原小羊尾巴胡同)找了一间小东房(不足十平方米),拥挤不堪,住着沈夫人和两位小孙女。
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,沈先生的快乐也很动人。他有一张坐了多年的旧藤椅铺了垫子,总是请客人坐,屋里没地方,院里沈夫人种的小花园旁常是沈先生待客的首选处所。有许多朋友现在见面谈起来,仍忘不掉和沈先生在那小花园旁谈话的记忆。俗话说,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,一点儿不假。想起沈先生讲的“文革”中在历博的遭遇,更是与众不同,有人问到时他说:“还好呀!起码领导们信得过我的人品,派我去打扫女厕所……有的时候分派到院子拔草,看到小花开得那么漂亮,天空那么晴朗,外边干嘛喊天喊地的(历史博物馆就在天安门广场),有多少该干的事呀!真是小孩子胡闹!”先生没有诉苦的习惯,我觉得他总是站在很高的地方,清醒地看待那些过激行为。当我们被一些让人不平或困惑的事干扰得情绪不好时,沈先生常轻轻地谈:“这不去管它吧!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,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,我们得想着对世界作战,我们不能输掉,尤其是日本人,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。”
(摘自《章服之实》一书中的王亚蓉回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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